●只有通过发展适度规模的农业种植，让农业收益能持平甚至超过其他就业途径的回报，才能长久地稳定农业从业者队伍，也才能真正让农民由“兼业型”走向“职业型”，让农民由一种身份变成一种职业。

●近年来，我市已累计培训农业新型经营主体5.1万人，其中培训合格经过认定的新型职业农民已有上千人。他们，将会是运城农业的新中坚，也会是土地集约化耕种后的操盘手。

●在不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条件下，将农业生产中的耕、种、防、收等全部或部分作业环节委托给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完成，这种“农业托管”，不仅解放了村民，更催生了一批专职从事社会化服务的新型农民。

●将各种农业生产要素梳理到一起，构建一个成本低、效率高的运行体系，我们需要一大批懂农业、会经营、爱农村的高素质“种田CEO”。

●我市已有县、市、省、国家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约15000个，家庭农场1705个，市、省、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近400家，还有数量更多的种植大户。如何把这些新型经营主体串联起来，提供机制最活、效率最高的服务，培育农业职业经理人是值得参考的一个思路。

代题记

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党的十九大报告

玉米丰收了 （资料照片） 摄于新绛县三泉镇

这个周末，永济卿头曾家营的小伟到家转了一圈，又一次开车返回西安。

几年来，他与妻子在城市打工，孩子在城里读书，还在城里买了房，虽然他的户籍档案中依然是“农业人口”，但事实上，他们的人生轨迹距离农村已越来越远。他们60多岁的父母依然在家耕作，当父母年龄再大的时候家里的土地谁来种？小伟不知道答案，但知道肯定不会是他。

对于高中毕业就进城打工的小伟来讲，耕种，不仅是“不愿”，更重要的是“真不会”。在运城，山西，甚至是中国，像小伟这样的人不计其数。

十九大报告要求，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但当像小伟这样的“农二代”充分享受人生选择自由的时候，当“60后”农民日渐年迈的时候，谁会是承接运城农业大盘的耕种者呢？

种植面积更大的

“种植大户”

别人背井离乡，从田园走向城市，但永济市蒲州镇太吕村的谢明生，却一直坚持“在土里刨食”，而且“刨”出了家里的车、城里的房。

谢明生承包着其他村民及黄河滩的土地，全部加起来已有1000多亩。今年，他种了1000亩小麦，又种了不少芦笋，生活早已实现小康。

相比一些地区同样“土里刨食”却成为国家扶贫攻坚政策帮助对象的农民，二者最大的区别可能就是种植面积的不同。

“我一亩地一年挣200元就很满意，因为我有1000亩地，算总账能挣20万。而那些只种三五亩的村民，这样的收入水平根本无法生存。”谢明生说。

家庭承包制度下，土地基本上被平均分配到了每个农户手上，分散经营、地少人多日渐成为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甚至可以说，中国农产品利润低、农民务农不挣钱，主要原因与其说是农产品价格太低，还不如说是生产的成本太高。

把土地集中起来，进行适度规模的耕种，不仅可以实现“薄利多种”，更可以稀释单位土地上的投入成本，提高农业的收益水平。

运城市农委科教站站长、高级农艺师李元收打了一个比方：“以一种名叫顶凌耙耱的新技术推广为例，实施后一亩地能增产50斤，如果一家农户只有两三亩地，我去讲肯定没人愿意弄，增产的还抵不过投入的。但如果我去一个经营4000亩土地的大户家，他就很有积极性，面积大了不仅增产可观，还能将成本降低到一亩两三元，这就是土地集约使用的优势。”

历经几十年市场经济的洗礼，如今的农民越来越注重效益，是留在土地上还是进入城市中，表面上看是个人的自主选择，其实背后都有着经济规律那“无形的手”的推动。只有通过发展适度规模的农业种植，让农业收益能持平甚至超过其他就业途径的回报，才能长久地稳定农业从业者队伍，也才能真正让农民由“兼业型”走向“职业型”、让农民由一种身份变成一种职业。

耕作水平更加专业的

“职业农民”

与工业、服务业相比，农业是个比较特殊的产业。在承担风险上，农业除了面临市场风险外，还多了一个自然风险。跳出农业生产糊口的低标准要求，真正将其作为一个经济产业来运营，就必须有更高的专业性的要求。

“你再不好好学，就让你回来种地。”这是以前，以后可能就会是“你再不好好学，回来就没法种地了。”可以推断，农业从业者的专业门槛将会越来越高，未来的农民，将会是既有专业知识又有较高劳动技能同时还懂得市场经营管理并且热爱农业和愿意以农业为职业的新一代高素质人群。

这样的人，就是“新型职业农民”。

目前，我市农业发展已进入由生产主导型传统农业向技术主导型现代农业转变的新阶段。为了应对这一变化，2014年以来，我市全力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根据各地农民不同的实际需求，通过理论教学、田间实训、外出参观等形式，举办了蔬菜班、果树班、粮食班等丰富实用的培训班。

目前，我市已累计培训农业新型经营主体5.1万人，其中培训合格经过严格测评认定的新型职业农民已有上千人。他们，将会是运城农业的新中坚，也会是土地集约化耕种后的操盘手。

为进一步推进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前两天，运城市农委刚刚在临猗、永济、盐湖召开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流动现场会，各县市进行了观摩与总结。

明天谁来种地？李元收的态度很乐观：“我们就是要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大浪淘沙，以时间换空间，最终实现从业者水平的提高和农业经营的适度规模化，明天谁来种地是个需要重视的大问题，但决不是解决不了的难题。”

提供社会化服务的

“专业服务队”

种地，对于万荣县荣河镇中里庄村村民李志顺来讲，曾是件非常纠结的事情。

自己种吧，他常年在太原打工；家中老人种吧，年龄又太大了；不种吧，地撂那真是不忍心。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他抽空回来草草种上一季小麦，不谈收益，只讲情怀——因为小麦的收益可能连成本都赶不出来。

万荣县正在做的农业生产托管服务试点，解决的就是“李志顺们”的痛点。

作为我市唯一的农业部试点县，去年9月，万荣县开始实施农业生产托管服务试点项目。该县选择小麦品种，在9个乡镇探索阶段托管（小麦播种+施肥或者收获+运输环节）和全程托管（从种到收）两种模式，由筛选出的有一定资质和信誉的社会化服务组织为农户提供托管服务。

所谓农业生产托管，即在不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条件下，将农业生产中的耕、种、防、收等全部或部分作业环节委托给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完成的农业经营方式。这种方式有利于引领普通农户参与农业现代化进程、推进农业绿色生产发展，促进服务规模经营发展和农业节本增效，是农业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大力推广的服务型规模经营形式。

农业托管不仅解放了村民，更催生了一批专职从事社会化服务的新型农民。

万荣县荣河孝斌农业机械服务专业合作社承担着1000亩小麦从播种到收获的全托管服务，他们提供从播种、施肥、病虫害防治、收获、运输、秸秆还田全过程服务，农户只需按亩缴纳服务费，就可以足不出户当“甩手掌柜”了，合作社也因为服务面积的增加而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壮大。

这些被充分“授权”的服务队，根据实际需求，有的从事着全面、综合性的服务，而有的则向着分工更细、专业化更强的方向发展。

一些农业公司，动辄耕种着成千上万亩的耕地，加上目前流行的“轻资产”经营模式，给其提供浇水、耕种、收获、运输等社会化服务的组织早已成为标配，其服务水准的高低可以直接影响到公司的经营水平。

从2015年开始，正大集团在永济市虞乡农场与董村农场租赁土地，摇身一变成了全市甚至全省都数得上的“种粮大户”。2017年，集团的种粮面积达到1.1万亩，随着其他租赁土地的到期，集团最终的种植面积要达到3.3万亩。种植万亩土地，正大集团在永济的工作人员却只有8个人，平均一个人要种1000亩地。

这样的地怎么种？

正大集团种植事业线总部技术总监周建强说：“从种到收全部环节都交给专业公司、专业合作社等社会化服务组织，从长远来讲，只有经营性公司、服务性组织以及农民等产业关联方都越来越专业的时候，中国农业才会真正实现现代化。”

好消息是，继去年万荣成为农业部的农业托管服务试点外，今年，垣曲和夏县也进入了省级试点名单。

串联更多产业要素的

“种田CEO”

农户、企业、市场、公司、合作社；经营、技术、销售、农资……涉及农业生产的要素林林总总，如何才能把它们梳理到一起，构建一个成本低、效率高的运行体系呢？

今年荣膺“全国十佳农民”称号的运城市中农乐果业联合社理事长杨良杰，就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20多年来，杨良杰一直坚持果业科技服务，并创建了国内首家果业综合服务平台，引导果农学习和使用互联网，把食品安全溯源工程真正落实到户；在果业发展上，他个人经营设施冬枣、高山苹果、桃树等3300多亩，合作社成员经营规模1.27万亩；在科技推广上，他扎实搞技术培训，开展技术托管，使中农乐果业联合社成员自营或联营的果园收益远远超过当地平均户。这种自建基地、自有品牌、标准化管理、安全可溯源、自主销售的“中农乐”模式，已经显现出了现代高效果业的“龙头”带动作用。

像杨良杰一样，在某个领域深耕、带动一大批农民发家致富、促进一个产业飞速发展的“种田CEO”，在运城还有不少，他们发挥的作用，与四川省崇州市试点的“农业共营制”中的农业职业经理人，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作为农业部的试点，崇州市建设“土地股份合作社+农业职业经理人+新型农业综合服务”的“农业共营制”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破解了农业生产经营中“地碎、人少、钱散、缺服务”四个制约和“谁来经营”“谁来种地”“谁来服务”三个难题，实现了经营主体“共建共营”、经营收益“共营多赢”，促进了现代农业的发展。

农业职业经理人，是指运营农业领域各种资源要素，运用现代经营管理理念和先进科学技术，专业从事规模化、集约化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属于生产经营型新型职业农民。

引入农业职业经理人，最明显的好处是将大量优秀的人才导入农业领域。众所周知，现在的耕种者，基本都是妇女或老人，如何吸引年轻人特别是高素质的年轻人进入农业生产领域，是中国现代农业必须解决的一个大课题。根据“农业共营制的”利益分配设定，总收益中，公积金、职业经理人报酬和社员分红的比例分别为1：2：7，一些好的农业职业经理人的年薪可达四五十万元。另外，政府还对这些农业职业经理人在粮食规模种植补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补贴、信用贷款贴息扶持等方面给予支持与保障，促进了高素质人才更好地向三农领域流动。

目前，我市已有县、市、省、国家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约15000个，家庭农场1705个，市、省、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近400家，还有数量更多的种植大户。如何把这些新型经营主体串联起来，提供机制最活、效率最高的服务，培育农业职业经理人是值得参考的一个思路。

谁来当农民 是个大问题

“70后不愿种田，80后不会种田，90后不谈种田，00后在问什么是种田。”这个略显夸张的段子，反映着人们对未来谁当农民的担忧。

谁来当农民，是个大问题。即使是我国粮食连年丰收、总产屡创新高，这一问题也无法掩盖，不容忽视。

我们的事业，我们的一切工作，最终都是要落实到具体的人身上的，是靠一个个从业者来推动的。甚至可以说，一个行业、一个领域从业者人数的多少、素质的高低，决定着这个产业或领域的今天以及未来。

农业，也不例外。

目前，我国正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在城市化进程中加快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在这个背景下，更应该重视农民后继人才的保障问题。

对农村稍有了解的人就都知道，现在村里的耕种者，几乎全是老年人和妇女，这支“3899”部队，无论如何也是保障不了我们的粮食安全的。

推进城市化进程，我们在畅通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渠道之外，还应注重完善甚至是新建从城市向农村流动的新通道，要实现双向流动的平衡，避免单向流动造成的“失血”后果。

要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发展，就要重视农业从业者队伍的稳定。首先，要吸引高素质人才到农村创业。情怀、理想是一个方面，但要让高素质的人才有用武之地，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充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土地承包制度，实现适度规模经营，为农村创业提供更好的社会化服务和良好的法律环境。

其次，还要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农村。年轻人对世界有着更高的探索欲，有着更高的抱负和要求，要让他们留在或前往农村，就需要进一步推进城乡一体化，提高农村的生产、生活环境，缩小城乡保障体系的差距。

另外，我们的乡村管理者也要做好迎接人才的准备。要通过细致调研、筛选，选出有市场前景和开发潜力的项目，吸引各方资本和人才，通过一个个具体的项目，来推动农业产业发展、农村环境提升和农民收入增加。

对广大农民来说，有着充分的选择自由。有条件的，可以进城务工，甚至成为真正的市民，在城镇安居乐业。留在农村的，要加强学习，争取成为新型职业农民，也可以发展联户经营、家庭农场，兴办专业合作社和股份合作社等，在广袤的田野上实现人生的价值。

在明天谁来当农民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过于悲观，觉得是个无法破解的世纪难题。但也不能过于乐观，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难题就会自然而然得到解决。我们需要在思想上给予足够的重视，同时未雨绸缪在行动上有序推进。相信，随着对现有农民进行培训提高素质，同时对机制、体制进行改革、优化以吸引更多人才进入，中国农业从业者将会迎来迭代升级的那一天。

文章来源运城日报

作者：陈永年